麻花星空mv

学院新闻
首页 /  学院信息 /  学院新闻 /  正文

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(八)

编辑者: | 发布时间:2016-07-28

青年时期的葛家澍和余绪缨

       会计系1945届毕业生中,有葛家澍、余绪缨和李湖莲三人留校任教。后来,李湖莲学长到美国去发展了,葛家澍和余绪缨两位学长从此一直在厦门大学工作。我曾写过颇有“文艺情调”的《那年 那系 那人》,文中针对两位先生“交恶”的传闻有所澄清,照录于下:

       从1984年起,笔者在厦门大学会计系学习工作已达二十多年,现就我所见所闻,说明他们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。

       竞争肯定是有的,两位素质天分相当、各有所长的同班同学,在同一起点上,形成你追我赶之态,当在情理中。但两人互认为对手,谁也不敢松劲地持续长达六十多年的竞争,却是不可思议的。直到几年前,余先生已停招博士研究生了,后来看到葛先生仍在招,应管理学院之请,也重开山门,就是一例。这种现象在中国高校中恐怕绝无仅有,结果达到的高度也可想而知,全国最早评定的四位会计学博士导师,厦大占了半壁江山,实在是厦大会计系的幸事。而竞争当然是时有先后的,“既生瑜,何生亮”情结也在所难免,人们看得较多的,可能就在这一面。

       但我要说,人生路上,有实力相当的竞跑者陪伴,可说是两位先生相互的幸运,“独孤求败”才不好玩!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,其间充满了不易为人所感知的默契配合与微妙平衡。历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,如倡导“资金运动论”、“信息系统论”和教材体系编写等方面,他们观点一致,相互补充,形成“厦大学派”;当年我们最喜欢旁听研究生论文答辩,校外答辩委员常是杨时展、杨纪琬、娄尔行、裘宗舜、徐政旦等老先生,发言均大展个人风采,可看性极强,葛余两先生也联袂出席,当校外专家的提问很“刁”,难以作答时,两先生中不是答辩人导师的另一位,言辞间便时有为答辩人开脱解压之意(我个人感觉),但是,若校外专家“火力”不太足时,这另一位的发问同样深刻尖锐,总之都不可能轻易过关;当年,我们这些研究生处于没有“门户之别”的和谐氛围中,在葛、余、常等几位先生家均可自由登门求教,我从余先生研究管理会计,临毕业时,却是葛先生嘱请家叔汪慕恒教授说服我留校的;1995年举行的纪念两先生从教五十周年纪念,便是很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标志性盛会,两位老先生在会上兴致均很高,互相恭维,余先生戏言葛先生的“军功章有夫人的一半”,葛师母在台上笑得满脸灿烂。上海财大徐政旦先生发言时风度翩翩,我身后有人说“上海教授就是有气派”。时任厦门市市长的系友致辞“过去当学生时就学得不好,后来又误入‘旁’途,对不起两位老师”,引起哄堂大笑。…至今思之,仍觉温馨。

       五十周年以后,研究生人数增加,须分头指导,加以两先生年事渐高,深居简出,偏听偏信之举,容或有之,后来的同学就渐少目睹两位同时出场了。但是应当说,在六十多年的历史中,两人间良性的既竞争又合作才是主流,况且中国象棋的“王不见王”也是一种人生智慧,漂流者都知道,水深之处波澜不兴,浪花飞溅、跌宕起伏的反而是浅滩,厦大会计系八十年来形成的文化,就是少有当面冲突,化解矛盾于无形的。2007年9月23日,余先生仙逝而去,葛先生的悼诗表达了这种真挚情感:“惊闻故友骑鹤去,回首同窗泪满襟;一代大师虽永别,所幸弟子有传人。”

       这一说法得到了葛家澍先生的认同,他曾告诉我,他们之间其实常会互通电话,并举出了几个通话的事例。从会计系发展史的角度,一并了解两位先生年轻时的经历和成长过程,对于后辈学者或能有所启示。基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和口述史采访所得,本文着重描述他们本科毕业后的10年间,即1955年之前的情况(为保持连续性,学术论文则截止到1960年)。

 

当年所接受的治学训练

        筹备90周年庆期间,罗进辉老师从校图书馆查到葛家澍学长的毕业论文,题目是《战时田赋征实与粮食管理之实务》,指导教师是陈德恒教授。

        据我理解,对于田地上的赋税,大致有几种征收方式:

       1、“本色征收”。即田地上种什么,官府就直接征收什么;

       2、“折色征收”。田地虽产出多种实物,经折算后,官府只征收某一种实物(一般是米);

       3、“钱米两收”。田赋既可用钱、也可用米来缴纳,当然其中也有两者的折算问题。

       论文的关注点是:其时正是抗战后期,由于战乱导致了货币币值不稳定、不可靠,而国民政府也正需要直接掌握实物资源以用于抗战,所以“田赋征实”就特别有必要,“粮食管理”也顺理成章地需要重视了。

       感觉上,由于偏于实务,这是有实用价值、但也很容易流于平庸的选题,就看怎么写了。从论文的封面上可见,毕业论文的评分为A,显见是符合导师意图的好文章。有趣的是,早在8年前的1937年,陈德恒教授在为厦大《商学期刊》撰写的序言中,无意中表现出,他对于类似课题应如何着手已经胸有成竹:

       从前的人对于青年往往劝以不可轻言着述,理由是说青年读书未多,见解尚未成熟,轻言着述,极易贻笑大方,这原是不错;但是一个青年学生,假使“斐然有述作之誉”,那实际上也是鞭策他去读书,去做学问的极好工具,比如甲乙同读九通的田赋考,甲泛泛读过,没有所得,甚至于田赋上所有的名词如“折色”,“粮折”等,还了解不清楚;而乙一面读,一面就打定主意要做一篇田赋沿革考,那乙所得的必定要多得多,不但名词闹得清,并且还会进一步去读井田制之有无等书,以及各杂志上有关田赋的文字。所以我觉得应当奖励青年学生去写文章,写文章的兴趣的确可以鞭策人去读书的!

       所以我们看到,葛学长论文所附的参考文献是从高到低,从广到窄地排列的:

       赋税论;

       中国田赋史;

       十年来中国之田赋;

       战时我国田赋征收实物的经过与办法;

       ……

       而论文果然也不落俗套,是从“高大上”起手的:  

       我国以农立国,历来课税均以田赋为主要对象,自大禹治水,九州之土,列九等之赋,赋税之制渐备。……

       目前尚未检索到余学长的毕业论文(或有可能因下文所说的“投笔从戎”而未完成),从葛学长的这篇毕业论文来看,他们当年所受的治学训练是广博而又严谨的。

(葛家澍论文封面)

 

尽本份的热血青年

       家国有难,挺身而出,余绪缨学长于1945年投笔从戎,参加青年军抗日去了,学会计的,最“专业对口”的是当司务长,操心费力当然难免,所幸当年日本宣布投降,1946年才又复员回校任教。

       在采访安明波教授的女儿安老师时,听到了一个小故事。那是1949年“改朝换代”的时点上,国民政府败退了,货币体系崩溃,而新政府尚未接管,厦门大学的教师们没有薪水可领,陷入行将断炊的绝境。后来是“厦门大学教授会”时任会长、经济系教授安明波以“教授会”的名义向银行借来金条,年轻的会计系助教葛家澍则领人到角美一带采购米面等,使大家度过了难关。

       从对当年学生的访谈中可知,留校后,两位年轻人很快就成为教学的骨干力量,承担了很多的教学工作量,教学效果也很好。

       1950年代初期在会计系修读第二专业的汪慕恒学长说:“我在会计系所修的课程中,葛家澍和余绪缨两位的讲课是最有条理,效果最好的。”

       据接受采访的在京53届和54届本系学长回忆:“大部分讲(课)都是葛家澍和余绪缨讲得多,汪慕恒也讲了不少…还有潘德年、黄道标…”

       可见,认真干活,见义勇为,他们是尽本份的热血青年。

(合影照中的余绪缨——影中持花者右二)

 

他们都是“师生恋”
     “师生恋”,这是个很美好也很“八卦”的题目,徐悲鸿、沈从文、鲁迅等等名人为人们留下了许多佳话,但也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言,这是个“和学生抢女朋友”的行为。微信上有个帖子《“师生恋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》,顺手摘抄两句,让无缘体会的人们来共同想象一下,“你在长长的黑板里奋笔疾书,我在讲台下的座位里凝视着你”,“众里抬头九十度,蓦然对视,那人正在黑板前微笑”

       两位学长都是“师生恋”。谈恋爱时,葛学长比较高调,常在课后到女生宿舍,等待佳人下楼来。余学长则是“地下工作”状态,据余师母的大学班长回忆,读书时,同班同学们对此一无所知,是毕业后他们要结婚时才知道这事的。

       成功的人生当然会引发人们各方面的追随和学习,以致于若干年后,他们有几位弟子也上行下效,都属于“和学生抢女朋友”的。在本系师兄弟们的笑谈中,“师生恋”是最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本系优良传统,没有之一。

       和现在青年教职工的烦恼类似,当年厦大的住房也相当紧张,他们也要面对住房问题。葛学长的住房安排在鼓浪屿,为节省时间,平时在校住集体宿舍,每逢周末才能回去。余学长结婚后,因从校方未能及时分到住房,只好借住在厦门籍同事哥哥家楼下闲置的房间(中山公园南门对面福华里一号,今已拆除)。

(葛家澍1951年结婚照)

 

(余夫人是会计系文艺队员——第一排最右边的女生)

 

早期的学术研究
       也许是胡适和清华四大导师等诸多国学教授的表现很耀眼,也许是“距离产生美”,今人以为民国时期的教授都是大学问家。其实不然,这一时期,非国学专业的教授有很多是不做学问的,即便是理工科的也如此。这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,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,学术的生存比发展更为重要,大体上对教授治学都是不作要求的,个人有强烈兴趣的另作别论。

 

        就会计专业来说,能够将西文的教材翻译(编译)为中文,教会了学生,就是一种再创造,也是很繁重的任务。我们从长汀时期的教学情况可以知道,由于学生数量少,缺乏出版机会,前辈教授们的工作未能作为教材流传下来,甚是遗憾。上海一些大学的会计教授更懒,直接用西文讲授。这种教学方式在当年既时髦又高雅,我父亲1930年代在上海交大机电系的课堂笔记也是全英文的。

        每一代学者都有不同的学术使命,在长汀时期地处偏远的厦门大学,会计系学生毕业后开始有志于做学问,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起点。据目前所见的史料,1942届毕业生郑廷植学长率先于1943年在《厦大学报》连发《资本盈余与所得税》、《决定资本额之原则与采行资本税之拟议》两篇论文。此后,余绪缨学长从1947年开始发表论文,葛家澍是从1952年开始发表论文的,分别整理为以下的两表。此外,汪慕恒学长也有上佳表现,将另文提及。

余绪缨早期发表的论着(19451960年)

葛家澍早期发表的论着(19451960年)

       1956年,葛家澍和余绪缨都晋升为副教授,在职数极少的当年是极不容易的。

(刊登余绪缨论文的《现代会计》封面)